“人民音乐家”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。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，曾创作过《泉水叮咚响》、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、《牡丹之歌》等多首快炙人口歌曲的吕远却始终未踏入商业的金钱圈。相比许多歌手高唱自己的作品走红全国，吕远更关注的是社会效益性歌曲。在他心中，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。
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，至今吕远已走过50多个年头的音乐路。在回首往昔与展望未来之间，这位头发已花白的长者选择了后者。
“以前开始写作时认为音乐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装饰，并不知道创作音乐要承担什么责任。高兴时，就作个高兴的曲子；痛苦时，就作个悲伤的调子。当时的认为就是音乐只是为自己服务。但是后来音乐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因为音乐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职业，社会怎么需要我就怎么去做”，从小因口琴走上音乐之路的吕远谈及音乐观时有些动情，“现在做任何事总是要想这事对社会的用处。即便是痛苦的时候，社会需要我去写一个高兴的曲子我也要去写”。
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要通过音乐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吕远说这就是“音乐运动”。在我国的历史上，音乐运动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从抗日战争时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到抗美援朝时的《志愿军之歌》，每一首歌振奋人心的作用是巨大的。吕远说这是因为音乐的节奏可以集结广大群众的能量。
“现在有一种情况似乎表明音乐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，甚至有时只是为给人取乐”，不管内容、情调、品位如何，歌手的作品只要赢得了市场就可以上排行榜，歌手自己也可顺理成章地成为歌星、歌后、天王。吕远说，歌手的歌能赢得市场是好的，但不能什么内容的歌都可以当作向全社会推荐的“偶像”使之盛行。
音乐还是要有社会导向的，这是吕远一向的观点。“审美性强的高雅音乐、教育性强的严肃音乐、社会性强的礼仪音乐都是不上‘榜’的，但那毕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部分，这要有必要的社会力量来引导”。
“不然孩子们就会认为中国的音乐就是流行的这个样子，唯‘榜首’偶像马首是瞻”，吕远说，“这是没有真正全面使用音乐应有的功能。音乐的主要功能应当是提高民族素质、丰富民族精神，在国民教育中应当有计划地、科学地充实全民族的知识、提高民族的审美水平，使民族能在各种高级音乐中得到深刻的音乐满足，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民族。”
“在我们的教育里音乐课时占了多少，师资队伍中音乐教师的比例又是多大，教材中音乐知识又有多高的科学价值”，从小喜欢文学的吕远一连用了3个排比来表明自己的态度，“现在几乎每天晚上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歌唱晚会，场面、灯光、演员阵容、服装、布景，动辄百万千万，其实大都是公家花钱。全国每年上上下下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大歌星演唱会要花多少亿？再加上它在媒体所使用的时间和篇幅折合成市价又是多少亿？这些钱如果用来投到国民音乐教育中去，到底是哪个的作用大呢？许多小学里甚至连个音乐教具都没有。这公平吗？科学吗？正确吗？”吕远提出了诸多疑问。
吕远同样不赞成对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或演奏《贝九》的艺术家与演唱《你不要说不》或麦玛当娜性感曲目的歌星实行等同税率的做法。“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。不能对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何日君再来》不加区别，”本已削瘦的吕老师开始激动，“总是应该有提倡的，总是应该有限制的。对不同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要用不同的税法来管理，就像在物质生产中，对粮食类的税率和对烟酒类的税率不同一样，在精神生产领域里也有类似问题。”
“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体现民族精神的文艺税法。”吕远呼吁。
约访吕老师是在位于西便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。到了后才亲耳得知吕老师最近患了急性肠胃炎，吃东西很注意。于是在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，未吃晚饭的吕老师喝了一碗粥，吃了四分之一张抛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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